我与长医同龄：践行初心八秩同行

裴胜德

1946年，太行山麓，一所承载着革命火种与医学希望的学校在烽火中诞生——“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护士学校”，这就是长治医学院的前身。那一年，我也来到了这个世界。

2026年，长治医学院迎来八十华诞。作为从母校走来、与母校同龄的耄耋老人，回望自己的一生——始终践行医者初心，这样的人生，充实、坦然、值得。

一、步入学堂：从农家子弟到医专学生

1946年我出生在长治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。小时候，村里缺医少药，乡亲们生病常常只能硬扛。我亲眼见过邻家的大婶因难产没了，也见过壮年的汉子因一场肺炎倒下。从那时起，我就立下信念：长大后要当医生，给老百姓看病。

1965年，我考入了晋东南医学专科学校（医学专科21班）。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，父亲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咱家祖祖辈辈种地，你是第一个拿听诊器的，好好学，回来给乡亲们治病。”

在晋东南医专的三年，是我人生中最充实的时光。条件艰苦，没有那么多教材，我们就手抄、手绘、硬背。解剖课只有一具标本，全班轮流看。教内科的霍宏焕老师告诉我们：“在基层当医生，什么病都可能遇到，内科、外科、妇产科、儿科，你们都得会。尤其是急救，那是跟阎王爷抢人，一分钟都耽误不得。”

1968年，我毕业了。响应毛主席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”的号召，坐上了开往陵川县的汽车。山高路远，心里却格外踏实——我终于可以给老百姓看病了。

二、陵川附城：走进大山里的“全科医生”

我被分配到陵川县附城镇医院（现陵川县第二人民医院）。说是医院，其实就是几间旧平房，全院连我四五个医生。附城镇下辖十几个村子，大多在深山里，出诊全靠两条腿。

报到第一天，院长老安对我说：“大学生，你来了，这儿医生缺、不分科，医生护士得一肩挑——接生、洗胃、抢救、换药，什么都得干。”我没犹豫：“我学的时候，老师就说过，基层医生就是万金油。”

第一个冬天，我就遇到了考验。深夜，一位老乡跑到医院大叫：“大夫，我爹喘不上气了，脸都紫了！”我背起药箱，跟着他在山路上摸黑走了十几里。到了后，老人端坐呼吸，面色惨白，大汗淋漓，口唇发紫，我靠听诊器、血压计紧急判断，老人很可能是急性左心衰竭，经过紧急处置，约十分钟后，老人喘息平缓，慢慢可以平躺了，我一直守到天亮。那一刻，我对“医生”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——医生，就是病人的希望。

印象更深的是在寺湖村的一次接生。夏天暴雨如注，有人来医院找医生，“医生，快快快，我媳妇要生了，孩子出不来”。我背起药箱冒雨赶去。进门看到产妇时，新生儿已露出一条腿是六个脚趾，当我拉下另一条腿时还是六个脚趾，若健在，应该是57岁了。处理完毕，我的衣服湿透了，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。婴儿的爷爷拉着我的手，老泪纵横地说：“大夫，你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！”那一刻，我对医生的含义有了更深的领悟，医生就是生命的延续。在参加东双脑水电站的修建过程中，一位民工因使用杀虫剂乐果中毒处于深度昏迷状态，立即用大剂量阿托品冲击疗法，不间断地静脉直推，这都是被现场实践逼出来的，二小时后病人醒过来了，为今后救死扶伤打下了坚实功底。

在陵川的十年，是本人激情燃烧的火红年代，有力尽管出，有劲大胆冒，小则头痛感冒，大到急症抢救，练就了一身“士本领”，是当地百姓随叫随到的“家庭医生”。

三、县级医院：从基层一线到“乡村教头”

1978年，我调回家乡，进入长治县人民医院（现上党区人民医院)。在急救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八年，直到退休。

县医院的病人更多、更复杂：心梗、脑出血、心衰、中毒、休克……什么病都有。急诊科永远像打仗。我养成了一个习惯：白大褂口袋里永远装着听诊器、小手电和一本翻烂了的《内科急症手册》。所谓急症，多指原因不太明确的症状，如“呼吸衰竭”“循环骤停”“昏迷”“脑水肿”“休克”等。这都是“微循环障碍”所导致的结果，而阿托品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有效药物，其疗效快捷神奇让人瞠目结舌。这些“凶险症状”不允许深究原因，甚至更不允许做器械检查，也没有“转院”二字可用，都是些在几分钟内就要死亡的病例，稍一迟缓就失去了治疗时机，对急症的处理有其特殊性，治疗就是抢救，这时的医生不仅仅是如何施救，而是敢不敢承担死亡责任，所以人生的意义就是“责任”二字。

比较典型的一个病例，1998年8月某一天早8点，一辆平车拉着一个深度昏迷病人（男性、24岁、屯留人）来到县医院急症科，后面跟着十多位公安人员，他们把医院的主要医生都叫来诊治，到场的人一致认为病人已死亡，没有治疗价值。他们走后，我对当班护士和实习医生（六七个人）说：“都说他死了，我们不参加治疗也无愧可击，如果大家感兴趣，就是‘医生的嘴、护士的腿’，我说大家动手,看看效果如何？”人啊，没有对本行的特别事件不感兴趣的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听你指挥”。立即施以阿托品冲剂疗法，把当时二级站（市药材公司的二箱阿托品注射液全部购回）。至上午11时，已向病人推注阿托品液体量10000ML（正常人每日液体量3000ML），病人自行坐起来了。当即公安人员给他带上手拷牵走了。不足一月时间，就被枪毙了。这个病人是因为当天早上与老丈人吵架，用杀猪刀桶死了老丈人，又自行口服DDV500ML，当即进入昏迷，被邻居们用平车往医院拉，途经派出所大门口时并随即报了案，公安人员就跟来了医院。事后同事们见了我就说:“你抢救的是一个犯人，如果是个英雄，这下子你就全国出名了”。

退休后，在长治市急救中心工作了三年，在我最喜欢的事业里自由飞翔，把药物冲击疗法展示的淋漓尽致。其中一位花粉中毒致过敏性休克的病人极其严重，她被抢救清醒后说，整个施救过程她非常心清，说我好像一个战场指挥员，每到关键时刻都会立即改用有效治疗手段，深感欣慰。该女子后来成了屯留县县长。同时培养多名刚毕业的医学大学生，像张自在山西大医院成为主刀医生，张自忠在北京市999急救中心成为著名急症医生。作为知识分子，都应抱着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行事之道,只要自己尽力了，就无愧于心。

除了抢救病人，我还承担了基层医疗培训的任务。七十年代为晋东南地区培训赤脚医生600人（附城站）。从80年代初开始，医院派我负责培训乡镇卫生院和乡村医生。

我走遍了长治县的每一个乡镇，把复杂的医学知识编成顺口溜、画成简图，手把手地教。有一次在一个小山村里培训，一位老村医握着我的手说：“裴老师，我们这儿离县城远，你今天教的心肺复苏，说不定哪天就能救一条命。”那些年，我带过的长治县乡村医生有上百人，许多人后来成了乡镇卫生院的骨干。收到他们的信时，我比自己评上先进还高兴。

四、女儿从教：教书育人 薪火传承

我的女儿和长治医学院的缘分，比我更深。她1990年从山西大学毕业分配到长治医学院，先做学生工作，后到社科部（现马克思主义学院）从事思政课教学。

记得她第一天去长医报到，回家后兴奋地说：“爸，我进了你的母校！我是长医人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好啊——你爸是治病救人，你是教书育人。治病救人和铸魂育人，都是长医的事。”

此后的三十多年，她一直扎根在长医的思政教学一线，把“厚德、精业、济世、报国”的校训融入每一堂课。她常说：“爸，你教病人怎么活下来，我教医生为什么而活。”

五、八十华诞：践行初心 医路同行

从医专到医学院，变的是校名、校舍与办学条件，不变的是建校之初救死扶伤、服务人民的初心，以及长医人血脉里赓续相传的太行精神；从附城的崎岖山路到县医院的急诊科，变的是行医阵地、日益先进的诊疗设备，不变的是我一心为民行医、坚守医者仁心的执着。

2026年，长治医学院八十岁了，我也八十岁了。我亲眼见证了学校从几排平房、简陋校舍，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医学高等学府。从医专到医学院，从附城的崎岖山路，再到县医院的急诊科 —— 变的是校名、是院址、是越来越先进的设备；不变的是建校之初“救死扶伤，服务人民” 的初心，是深植于每一位长医人血脉之中的太行精神。

八十年，我与长治医学院同龄。从一个背药箱走山路的小医生，到县医院的急救骨干、基层培训的“教头”：从自己治病救人到教别人治病救人——变的是岁月，不变的是“厚德、精业、济世、报国”。

校庆那天，我将走进新校园，走进校史馆，回忆青春岁月，见证辉煌变迁。我想在某个展柜前停下来，看看当年的老教案、老照片，然后轻轻说一句——走过八十年的岁月，我是长医的学生。

长治医学院，八十岁生日快乐！

作者简介：裴胜德，1965年9月——1968年7月在晋东南医学专科学校（医学专科21班）学习；1968年9月——1978年6月在陵川县附城医院工作；1978年-2006年在长治县人民医院工作，退休后在长治市急救中心工作三年。